香港鼠疫（1894年）
姜鐘赫 博士
自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在2020年肆虐全球後，不少人開始反思疾病對於人類歷史進程的影響，而疾病史也成了學生學習歷史時，一個實際的切入點。筆者將會探討初中歷史教科書如何描述曾經改變香港歷史的一場大瘟疫⸺鼠疫。
新版的中二歷史教科書明年才會問世，筆者回顧了以下三個舊版教科書中十九世紀香港史的內容：
《新歷史旅程》，雅集出版社，2015年。
《世界史遊蹤》，雅集出版社，2011年。
《漫遊世界史》，齡記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一、教科書的內容與觀點
香港史一直是初中歷史科的重要部分。目前坊間的三本教科書都參照了教育局課程的編排指引，將香港早期殖民時期的重點放在港英政府的架構，以及對華人的管制方針。三本教科書分別將「華人社區惡劣的居住環境」[1]視為十九世紀香港史的一大特色，並且將1894年的鼠疫與華人的居住環境掛勾、認為當時太平山區的環境成了鼠疫爆發的主要因素。
《新歷史旅程》（簡稱《新史》）將鼠疫爆發的原因歸咎於「早期的香港政府雖制定了相關的公共衛生條例，卻不切實執行。」編輯用了一頁漫畫、用較為生動的方式呈現鼠疫爆發的過程，包括港英政府所採取的措施以及華人的反應。此外，《新史》認為鼠疫所帶來的主要影響在於「促使政府著手處理華人住宅區的供水及排汙問題，並下令華人家庭每年徹底清潔及消毒家居兩次。」最後，《新史》設計了一個歷史資料題：用「有關十九世紀末太平山區爆發的疫症的資料」以及一幅「被安置在臨時醫院的病人」的歷史圖片，引導學生探討鼠疫爆發的原因。
同屬雅集出版社出品，《世界史遊蹤》（簡稱《世史》）對於鼠疫的敘述與《新史》大同小異，將焦點放在太平山區的公共衛生環境：「早期的香港政府曾嘗試改善公共衛生，例如自1848年起開始興建公立醫院，並於1883年成立潔淨局。然而，本港的衛生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不過整體的內容比《新史》更為簡化，當中沒有提及鼠疫爆發的經過，亦沒有提供史料或相關的二手資料幫助學生思考關於鼠疫的議題。
齡記出版的《漫遊世界史》（簡稱《漫史》）對於鼠疫的描述更為簡略，在簡短的段落中敘述了鼠疫爆發的狀況。《漫史》提到：「政府雖自1848年即建立公立醫院，又在1883年成立潔淨局，使衛生情況有所改善，但並未能根本解決問題。」這與《世史》的敘述「本港的衛生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的角度有些不同。《漫史》也提供了歷史資料題，用歷史相片引導學生探究這個歷史議題。
在教科書有限的篇幅下，很難去詳細地描述一件單一的歷史事件。尤其是初中的歷史科，因為課程涵蓋的內容相當廣泛，無法聚焦在某一個歷史事件。並且因為現行教科書主要是以主題式去探討香港史議題，因此並不能呈現鼠疫對於香港的中期及長遠影響。不過不少學者認為這場鼠疫是香港歷史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值得在教授香港史時與學生做進一步探討。
疾病（尤其是傳染病）在歷史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以鼠疫為例，第一次大規模爆發發生在六世紀，削弱了東羅馬帝國的政治和經濟的實力；而第二次大規模爆發出現於十四世紀，因為當時還西方醫療尚未找到有效的療法，造成嚴重的傷亡，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的局勢以及文化的發展。1894年在香港爆發的鼠疫則是歷史上第三次大規模爆發，對於香港及世界的影響也相當甚遠。當時華人社區的居家環境確實是鼠疫在香港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其他重要因素也不應該被忽略。
二、建議補充內容
鼠疫透過香港的傳播：學者認為這波鼠疫的源頭是雲南，在1894年初傳播到廣州，造成了慘重的災情。當年從香港返回廣州過清明節的華人，將鼠疫帶回香港。1894年5月8日診斷出香港第一個鼠疫案例後，5月10日殖民政府正式宣布香港為疫埠。由於香港當年已是亞洲重要的樞紐，鼠疫就經香港傳播到全世界。換言之，香港在這波鼠疫在全球爆發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香港在防疫上的貢獻：同時，香港在鼠疫的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貢獻。當年港英政府請了兩位知名的微生物專家，日籍的北里柴三郎及法籍的阿歷山大·葉赫森（Alexandre Yersin），到香港進行病理研究及提供防疫上的協助。結果兩人非別在病人身體發現致死病菌⸺「鼠疫桿菌」，對於全球的防疫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到底誰最先發現鼠疫桿菌一直備受爭論。這種細菌亦在1967年以葉赫森命名，稱之為 Yersinia Pestis。
中西醫在香港的爭鋒：西方醫學在二十世紀以前，仍未全面掌握鼠蝨在鼠疫散布所起的作用，最初大部份的防疫措施成效不彰，因此直至1920年前間鼠疫仍然持續影響香港，在高峰時死亡率甚至高達九成。事實上，在醫學家發現「鼠疫桿菌」後，西方醫學對於鼠疫的療法還是很有限。當時西方醫學除了用具有退燒功能的奎寧以外，就算早期治療也不過是用白蘭地（Brandy）混和水性藥物，再加上冰敷的療法。這些確實可以達到退燒的效果，但對鼠疫沒有直接的療效。當時在歐洲比較有效的療法，就是剪開淋巴腺腫（Bubo）和運用碳酸排出血中的毒物，但這療法在香港卻沒有施行於殖民地的華人。因此 Carol Benedict 在文中提到:「整體來說，在 19 世紀末西方醫學對於鼠疫的療法並不比傳統中醫療法有效。」但殖民政府仍然堅持西方醫學比中醫更有效的觀點。
港政施政上的變化：最後，鼠疫的爆發迫使港英政府改變管制香港的方針，使得鼠疫的爆發成了香港歷史中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疫情爆發初期雖然華人反對政府的防疫措施，港英政府仍決定強制執行衛生法令，並且逐步進行城市衛生改革。1903年，政府頒布《醫務衛生及建築條例》，強制性推行城市清潔、屋宇改造和防鼠患、蚊患滋生和蔓延的計劃，華人的環境衛生得到改善。此外，政府也積極參與管理華人醫院的事物。1896年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東華醫院管理及運作情況，並對醫院進行全面改革，使得東華醫院被許可提供中醫服務的同時，也必須提供西醫診療；華人西醫鍾本初成為首任東華駐院西醫，東華醫院也成了華人逐步接受西醫的重要管道。
除了以上內容上的建議以外，老師們在教學方法上也可以更加靈活。例如教科書裡出現的「歷史資料題」是一個很好的建議，但因為教科書中沒有著名出處，並且該份資料並不是一手資料，教師可以考慮使用其他相關的歷史文獻。關於這方面的文獻相當豐富，包括政府的報告、通信，華人領袖的紀錄，醫院的文件等；再加上許多已經公開的歷史相片，應該可以幫助學生探究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同時，教師也可以考慮帶領學生去參觀香港醫學博物館（即舊病理檢驗所）以及太平山區，藉由戶外學習探究19世紀香港的變化。
三、參考資料
Carol Benedict關於中國鼠疫的研究，分析了殖民政府及西方醫學在防疫過程中對於華人社會的滲透；[2]而Mary Sutphen也論述了「菌源說」（Germ Theory）如何建立了香港和加爾各答殖民政府的防疫政策。[3]其他學者則是探討了鼠疫的爆發對於香港醫院的影響：Gerald Choa探討鼠疫如何改變了香港醫療的環境及西醫的發展；[4]Elizabeth Sinn則是在東華醫院的研究裡，論述鼠疫如何改變殖民政府的管制方法，以及中醫在香港生存的空間。[5]近幾年鼠疫繼續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延續了前面幾位學者的研究：葉嘉熾的論文探討了殖民政府防疫的政治策略，以及其中所牽涉的醫學及文化的層面；[6]曹樹基和李玉尚在專書中探討了戰爭與和平之下，鼠疫在中國的傳播，並強調瘟疫史、疾病史、環境史與社會史之間的交集；[7] 曹樹基也在另一篇論文裡，敘述1894年鼠疫在華南地區爆發的情況，以及廣州、香港和上海三地的關係；[8] Robert Peckham則是將焦點放在鼠疫對於香港殖民經濟的影響；[9] Pui-Tak Lee 分析了鼠疫如何將「殖民主義 colonialism」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衝突在香港凸顯出來。[10] 筆者則是曾經研究華人婦女在這場鼠疫中所扮演的角色。[11] 除了這些學者的文章外，也有幾篇博士論文涉及香港鼠疫的議題。[12]
香港01 《【防疫之戰】見證香港西醫地位變遷 回看開埠早期大鼠疫》
1894年1月，鼠疫[1] 從雲南散播到廣州，為了保護歐洲人的健康，政府展開了防疫的行動。疑似受感染的華人病患紛紛被迫送到「海之家」(Hospital Hulk Hygeia)接受隔離，導致此一隔離船隻快速爆滿。[1] 不過殖民者立即發現歐洲病患與華人病患的不同。根據統計：「只有18%的染上鼠疫的東方人得到康復，而82%染疫的歐洲人卻存活下來。這當然與就醫的時機和狀態有很大的關係，不過這也顯示西方人血液中有對抗鼠疫的抗體。」[2] 這裡可以看出當時歐洲人的種族優越感，鼠疫也再次成了19世紀強調種族差異(racial difference)的依據。
[1] “Government Notification—No. 354,”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News Gazette, 17th August, 1895.
[2] “Sir William Robinson to Mr. Chamberlain, 10th July, 1895, cover letter for Blue Book for 1894.”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olonies General, 1970.
[1] 1894年爆發的鼠疫屬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羅婉嫻在論文中對於這波鼠疫的敘述：「病發期為5至8日。患者初期會持續發高燒，約華氏104度或以上；患者更會感頭痛、喉嚨如火燒及口渴。在12小時內患者的頸部、腋窩等的淋巴腺會脹大至雞蛋般或更大，並感到極度痛楚；到後期脹大的淋巴腺會生膿，患者也會陷入昏迷狀態，並在48小時內死亡。若患者在六日後仍能生存，則可以康復。但鼠疫的死亡率很高，約為65至100%。」詳見羅婉嫻，〈1842年至1937年間政府醫療政策與西醫體制在香港的發展〉（香港浸會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3），頁104。
註釋
[1] 《漫遊世界史》『1842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的社會情況』的章節中的三個重點：「人口不斷增長」、「居住環境惡劣」、「社會治安不穩」等。《世界史遊蹤》『早期社會發展』的章節則是提到了五個重點：「人口增長」、「社會問題」、「惡劣的公共衛生環境」、「自然災害」、以及「教育發展」。《新歷史旅程》， 『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的社會情況』的章節中，也提到了四個重點：「人口不斷增長」、「居住環境惡劣」、「治安問題」、以及「風災」。
[2] C.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p. 131-149.
[3] Mary P. Sutphen, “Not What, but Where: Bubonic Plague and the Reception of Germ Theories in Hong Kong and Calcutta, 1894-1897,”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2:1 (February 1997), pp. 81-113.
[4] Gerald H. Choa, “Hong Kong’s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in Albert H. Yee, ed., Whither Hong Kong: China’s Shadow or Visionary Gle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9).
[5] Elizabeth Y.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Ka-che Yip, “Science, Culture, and Disease Control in Colonial Hong Kong,” pp. 17-32.
[7] 曹樹基、李玉尚，《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 1960年）》（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
[8] 曹樹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廣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頁72-81。
[9] R. Peckham, “Infective Economies: Empire, Panic and the Business of Diseas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1:2 (June 2013), pp. 211-237.
[10] Pui-tak Lee, “Colonialism versus Nationalism: The Plague of Hong Kong in 1894,” Th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10:1 (Summer 2013), pp. 97-128.
[11] 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1841-190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6期（2015年12月），頁67-132。
[12] Hong Zhou, “The Origins of Government Social Protection Policy in Hong Kong, 1842-1941,” (Ph.D. dissertation, Brandeis University, 1992); 羅婉嫻，〈1842年至1937年間政府醫療政策與西醫體制在香港的發展〉（香港浸會大學碩士論文，2003）；羅婉嫻，〈西方醫學與殖民管治：以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和新加坡為比較個案〉（香港浸會大學博士論文，2007）；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年）〉（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