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編中國史旅程》，雅集出版社。

​

一、對此章節的總體印象
我閱讀的範圍是由中國的石器時代至夏、商、周三代，相當於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奠基時期，對於後世中國歷史有深遠的影響。這本教科書的中國文明起源敘事模式，令我想起了個人在臺灣受中學教育時的「國編本」教科書，在簡單介紹幾個舊石器時代文化以及新石器時期華北最具代表性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之後，即進入傳說中的五帝時期，並特別強調炎帝與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共祖。五帝之後，進入了早期王朝「家天下」時期，經過了夏朝與商朝的興衰，而以西周封建為古代王朝的治世典範。西周封建秩序崩解後，進入了代表混亂與衰退的春秋與戰國，直到秦、漢帝國的建立，中國史上始進入下一個治世。

這樣的文明起源敘事與治亂相繼的歷史演變模式，具有較長遠的史學思想淵源。儘管關於中國文明起源階段的記憶散見於不同典籍，然系統性的中國文明起源敘事最早見於戰國時期成書的幾部著作。《尚書》之中有《虞夏書》，《大戴禮記》有《五帝德》以及《帝繫》，以及《世本》之中的《帝繫》與《居》、《作》篇等，分別呈現出上古時期的帝王譜系、都邑以及相關的文化發明。這些戰國時期的文獻又為西漢的司馬遷整合為《史記》中的《五帝本紀》，以及夏、商、周三個《本紀》，奠定了中國遠古史的歷史敘述體系。

其後，西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在《史記》的基礎之上整合了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南宋的羅泌作《路史》，更雜揉了大量緯書與神話中的人物，形成了大家熟知的「三皇五帝」的文明起源敘事。十九世紀後半期，在中國逐步轉型為現代國家的脈絡之中，又參照民族國家思想而標舉出了炎帝與黃帝作為「中華民族」的共祖。這個「炎黃子孫」的概念被寫進歷史教科書，在兩岸三地透過國民教育教授給無數的莘莘學子，成為了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思想基礎。

但是學院歷史學則是另一派面貌。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以三皇五帝為中國人種與文化起源的政治神話早在上世紀初就已受到挑戰。以顧頡剛為引發的古史辨運動對於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文獻作了系統性的檢討，發現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亦即文獻的成書年代越晚，所敘述的歷史事蹟越早，而且內容益發豐富的現象。這顯然不符合經驗法則。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古史辨學派對早期中國的文獻傳統作了全面性的檢討，否定了三皇五帝以至於夏、商二朝的歷史性。

從今日的學術角度而言，古史辨學派自然免不了疑古過甚之譏（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商代），且對中國早期典籍製造了不少「冤錯假案」，但在學術史上可說是發揮了「歸零」的效果，使一切有關中國文明起源的探討回歸到史料的基礎。而正是在差不多的時期，中國考古學開始發展，為中國文明探源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中國對於地下材料的收集雖然源遠流長，但現代意義的考古學則要到晚清才由西方探險家開山，到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後，才有了中國自身主持的考古工作。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是個動蕩的國度，考古工作只能點狀進展，卻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由瑞典人安特生發現的仰韶文化早已聞名於世，而史語所發掘的山東兩城鎮成為繼仰韶文化之後，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性考古文化。史語所發掘的安陽遺址則揭露了商朝晚期的都城，更受舉世關注，並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經驗與人才基礎。

隨著兩岸分治，中國考古學在海峽兩岸分別發展，其中雖因各自的時代脈絡而在理論框架上有所歧途，然終極依歸均是以出土材料重建中國的文明之源。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加以思想的多元化，中國考古學蓬勃發展，近年來科技考古學又為中國考古增添利器，也使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在數量與質量上都取得重要地位。

在出土資料日益豐富的背景之下，最適合作為探討中國古史的方法論應該稱為「廣義的二重證據法」。我之所以加入「廣義」二字，是因為王國維所提倡的二重證據法仍是以出土的文字資料為研究對象，並不包括出土的物質文化材料。王國維以出土文獻結合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雖然正確，但現代考古學的發掘與研究對象尚有多種型態，其所能提供的歷史訊息並不下於文字資料，歷史學者必須融會貫通，故現代的研究方法應兼顧出土的文字資料、物質資料與傳世文獻。我個人認為對於較早進入國家型態、社會複雜程度高，而文獻遺產豐厚的中國文明而言，廣義的二重證據法應該是適合中國國情的研究方法。

問題在於，中學的歷史教科書該如何呈現當今的中國古史研究成果？如果遵循著由《史記》以來以至於臺灣過去的「國編本」教科書的敘事傳統，不免與學院中的中國上古史研究方法與成果有較大落差。反過來說，若要將由出土材料所建構的中國上古史知識呈現給一般中學生，似乎超出了傳統「歷史學」的範疇，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一定會衝擊大家耳熟能詳的「三皇五帝」、「炎黃子孫」的敘事模式。究竟該如何取捨，端視中學歷史教育是作為國族教育的環結，還是作為一門知識訓練而定。這一的問題也就有待第一線的教育家來決定。

二、對具體內容的建議  
（一）關於「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
關於這一部份的考古學文化，課文敘述相當簡明。建議對於仰韶文化陶器的製造方法究係輪製或盤築法可以再加思考。前者是指運用拉胚方式製陶，後者則為以泥條堆疊成形。仰韶文化有沒有運用輪製拉胚技術，必須細緻地觀察原器器形與器表現象加以推測。

在中國新石器晚期文化之中，另有龍山文化適合與仰韶文化作為對比。龍山時期的社會型態較仰韶時期有了飛躍性的進步，且其製陶工藝更為精湛，學界往往以「蛋殼陶」稱之，明顯為專業化工匠以輪製拉胚技術製成。對比仰韶與龍山，當可對仰韶文化的社會型態與製陶工藝有進一步的認識。

同時，關於長江中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建議尋找有關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以及四川盆地寶墩文化的資料，並作進一步的增補。這些地域性的考古學文化在新石器時代後期，發生了越來越頻繁的交流與互動，成為中國進入文明時期的前奏。

​

（二）關於「中華民族的誕生及演進」
關於這一時期的歷史，課文主要採用古史傳說來加以呈現。事實上，這些古史傳說在古史辨時期已經有豐富的討論，建議可以參閱《古史辨》七冊文集。另外，也可以參考考古學界的討論，運用地下出土地資料呈現由史前社會進入到國家社會的過程。

課本以「部落聯盟」稱呼部落社會與國家社會的過渡階段。其實，學術界尚借用西方理論所形成的「酋邦（chiefdom）」的學說，中國的蘇秉琦先生則有「古文化、古城、古國」的三階段論。這些學說之中何者最能體現出中國文明的特色，值得深加考究。

​

（三）關於「夏、商、周三代的興替概況」
課本主要以《史記》的內容呈現了三代王朝的興替。其實，關於夏朝的考古學文化雖然尚有爭論，但仍建議閱讀有關二里頭文化的考古報告以及相關研究。關於商文化，課本介紹了甲骨文，但甲骨文只是晚商建都安陽時期所留下的材料，對於早商和中商，建議尋找有關鄭州商城以及中商遷都的考古學材料。這些地下材料能加深對夏、商時期王朝型態與機能的認識。

​

（四）關於「西周的封建」
課本以西周封建作為承先啟後的歷史時期，展現出較好的眼光。關於西周的歷史由於有相當數量的文獻記載，課文大抵作了概括呈現。然而，有關西周史的知識有許多來自東周時期的文獻，其中雖或不乏西周時期留下的訊息，但也不免混雜有後代的歷史知識，或是只呈現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一個時間片斷。若要更準確的理解西周史，則仍然必須仰賴時代明確的考古資料，特別是以西周金文重建西周史為不二法門。

由於西周史是一個較前沿的學術研究領域，過去幾本《西周史》的專作都有較多可商榷之處。若要推薦一兩本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建議參考李峰先生的《西周的滅亡》與《西周的政體》二本專著，係近年來結合傳世文獻與金文、考古資料探索西周史的代表性成果。

另外一個我感覺較值得商榷的問題是井田制度。關於井田制度的記載出自戰國時期的文獻，且仔細研讀起來，其所指涉的對象很糊模，而由於田制是無法在地表上保存，金文之中雖然有「井」字，但也難以解釋為井田，故有關井田制度的爭議很難用出土材料來解決。關於周代究竟有無實施井田制度，還是要在傳統文獻之中探索。關於此一課題學術界有很多討論，建議可以參考臺灣清華大學經濟系賴建誠教授寫的《井田辨：諸說辯駁》，適合作為入門讀物。